▲北京一处由荒地改造的“儿童友好空间”。（南方周末记者刘怡仙/图）
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是一个庞大的项目，关涉托育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文化体育、人身安全、福利保障、交通出行、城市空间、社会环境等诸多领域，有助于应对高密度城市导致的儿童成长问题。 深圳官员到国际上认可的儿童友好城市——德国雷根斯堡市——取经，该市人口不到20万，而深圳18岁以下儿童数量近万。当得知这一差异时，对方也好奇如此体量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该如何进行。 一座城市的主政者面临很多抉择及挑战，理念认知排在第一位。如果认为“儿童友好城市”的受益者仅限于儿童，那么动力可能不足。事实上，对儿童友好的城市对所有人都友好。 年暑期，8岁的小思有了最喜欢的“游乐场”，就在自己家楼下，面积不大，取名叫“欢声笑语的院子”。
小思住在北京的一处胡同回迁房，半环形的高楼中间有一处荒地，杂草丛生。经过大半年的改造，荒地变成了小游乐场。
小游乐场设施简单。轻型钢架出一处平台，楼下能放自行车，楼上空空荡荡，方便孩子们自由玩耍。平台的两头分别设计了楼梯和回环曲折的跑道，孩子们上上下下追逐打闹。最突出的造型便是一个环形的滑梯，许多孩子排着队往里钻。
但细节上却能看出设计者的用心。跑道是软塑胶，防摔；有两层扶手，适合不同身高的孩子；旁边有各种各样的椅子，家长能坐着看孩子。
这看上去是城市里一件极小的事情。但背后是理念变动的开始——从孩子的需求出发，充分尊重他们的创造力，让他们自由地奔跑嬉戏。
未来，类似这样的“儿童友好空间”将在城市里越来越多。年9月，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、民政部等22部门发布《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《指导意见》提出，到年，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，推动儿童友好理念深入人心；到年，预计全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超过50%，个左右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儿童友好城市。
《指导意见》将“儿童友好”定义为社会政策、公共服务、权利保障、成长空间、发展环境五个维度的友好。在其设想中，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是一个庞大的项目，关涉托育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文化体育、人身安全、福利保障、交通出行、城市空间、社会环境等诸多领域。
《指导意见》包含24条重点举措，有受访专家认为，其中一些具体措施“含金量高”。比如支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，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、社区等提供普惠托育和婴幼儿照护服务；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制度，加强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等。
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沈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有助于应对高密度城市导致的儿童成长问题，如肥胖、近视、抑郁等等，也与社会生育率下降、城市高质量发展等背景息息相关。
1
应对城市化压力
在全国大面积铺开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前，不少城市已经主动“抢跑”。
最早喊话的是湖南省长沙市，于年5月将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纳入《长沙城市远景发展战略计划》等，但未能引起更大回响。年，长沙再度制定了《长沙市创建“儿童友好型城市”三年行动计划(-年)》。
进入年，早已积极推动儿童友好社区工作的成都明确提出，年实现儿童友好社区全覆盖，建成“儿童友好型城市”。此外，广州制定了规划导则，上海公布首批上海市儿童友好社区示范点，武汉启动编制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。
“城市有它的内需。”沈瑶总结。沈瑶曾负笈日本，博士研究课题与儿童友好空间相关。年回国后，她成为国内较早研究“儿童友好”概念的学者之一。
她以城市化的角度分析，提出“倒三角”矛盾——随着城市化进程，儿童的数量有所下降，但问题却在增加，比如肥胖、抑郁、高层建筑给儿童的压力等。
以深圳为例，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，外来人口多，孩子入托难、入学难，有一段时间青年人才来了以后又被迫离开；而人口密集之地，在妇女儿童工作领域也面临更多家暴虐待等难解的社会矛盾。深圳的城市建设者找到沈瑶咨询时，沈瑶意识到“他们（引入儿童友好）的意愿非常强烈”。
深圳市妇联前主席马宏就有强烈意愿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年11月，马宏在调研途中第一次听到国外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、儿童友好设施和儿童参与制度，深受触动。
告诉马宏这些概念的是一位从国外回来的企业家，也是一位母亲，她提出“让儿童回归自然”，缓解和治愈城市儿童的“自然缺失综合征”，让孩子们在自然的空间、友好的空间中成长。
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所所长刘磊对此予以认同，“自然空间特别稀缺，我们深圳的每一块土地都被规划师们做过N轮设计”。
年，在刘磊参与编制的《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战略规划（-年）》中，详细总结了城市快速发展给儿童成长带来的具体问题。例如，城市各级公园儿童专属游戏空间严重不足，深圳当时正打造“千园之城”，但各级公园普遍缺乏独立的、分年龄段的儿童活动区域；中小学学校用地紧缺，“大班额”现象普遍；社区儿童工作经费、人员投入与配置严重不足，针对儿童服务内容及设施设备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沈瑶向深圳推荐了“儿童友好城市”概念。它缘起于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基于儿童权利公约所发起的一项倡议，即建议将儿童的根本需求纳入街区或城市规划中，实现儿童在环境、社会和参与方面的需求与权利。
“这个概念（儿童友好城市）一来，（深圳市）妇联觉得工作有个‘抓手’。”沈瑶说。
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陈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儿童生存权、参与权、受保护权散落在中国多个部门的工作当中，比如民政、教育、卫健等等。“儿童友好城市”作为一个抓手，能够统合各个部门工作，“打通所有障碍”。
年初，马宏等人通过向深圳市人大、政协提交建议、提案，将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列入深圳的“十三五”规划。
2
“被看见的儿童群体越来越多”
城市规划仅是“儿童友好城市”的其中一面，它的另一面则与中国的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演变息息相关。
中国儿童中心科研部部长朱晓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儿童友好城市的提出是一件“水到渠成”的事情，积淀了诸多儿童工作的实践经验。
早在年，中国便基于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，从自身国情出发，发布了首部以儿童为主体、促进儿童发展的国家行动计划——《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》。此后在0年、年两次发布的十年发展纲要，一直是指导儿童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，起到“指挥棒”作用。
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陈涛作为国务院妇儿工委的咨询专家，长时间